吁请社会良心关注援朝老兵姚文老先生

4月4日，无意中看了《随州日报鄂北都市》2014年4月4日第06版（电子版A11版）刊载的记者徐斌采访姚文老先生后所写的《我这一辈子》一文后，笔者情绪久久不能宁静，遂于4月5日至6日亲到洪山医院探访并在病房关照了姚老两天，对其对人生教训有了更深的了解。
姚老，1928年正月生于湖北省建始县石垭乡，1948年恩施高中毕业。1949年12月参军，1950年随第一批意愿军出国援朝，1953年3月回国后，任部队干部文明学校教师。1955年转业到随县一中任教。1958年被划为“右派”“反反动”，送襄北农场劳教。1979年平反，被安顿到随县吴山高中任教。1980年提早退休。1982年调随州市三中（现随县二中）任教，1988年正式退休。
姚老毕生挫折崎岖，年轻时一心为反动，被打成“右派”“反反动”劳教20年后，1979年平反时已年逾50而尚未嫁娶。后虽结婚，却终生未生养。老伴为乡村家庭妇女，无工作；有一养子40有余，其夫妇终年在广东打工；孙女10多岁了，患有先秉性心脏病等多种疾病，已在武汉协和医院做过多次手术，医疗费用自费达10多万元。因为种种起因，姚文一个加入朝鲜和平三年的老兵，上世纪50年代令人艳羡的高工资者，现年87岁退休已满26年、身患多种疾病、须终年看病吃药打针时不断须住院医治的髦耋老人，退休工资却缺乏2000元。因为经济宽裕，生涯十分艰难！
姚老的故事被他的弟弟姚国武写成了《脚印—大哥的“可怜”与“有幸》一书。因为该书时期烙印痕迹明显，国内已被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图书馆等单位收藏；国外已被美国、加拿大等国多家图书馆收藏，并被西方多家大学列为学生钻研中国社会的浏览书目。
姚老的人生令人扼腕，其经济待遇更令人汗颜！现特借用这块宝地郑重吁请社会良心及有关部门帮忙其处置困难，并根据相关政策，进步其经济待遇，让其能够安享晚年。
姚文教员现住在随县二中（位于洪山镇，原随州市三中）校内，家庭电话：0722-4812294（因姚教员患有重大神经瘦弱，喜静怕吵，切勿过火打扰）
附：我这一辈子

【讲述人：姚文 年龄：87岁 职业：退休人员 采访人：本报记者徐斌 采访地点：被采访人家中】
我这一辈子

（《随州日报鄂北都市》2014年4月4日07版，电子版A11版）

“有人说，人临死时会像放电影一样，把一辈子教训的事件会在脑中重现。我想，到时分我会放的，由于我这一辈子教训了种种迂回，是很多人没有教训的。我这一辈子苦过，但总偿还是幸福的。”87岁的退休老师姚文讲完自己的故事后对记者说道……
1  报国无门误入“三青团”
    我幸运地出生在一个器重教育的家庭。尽管家里孩子多，然而父母让咱们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国民政府湖北省省会西迁恩施，全省47所中学兼并，迁至鄂西较安全地域，一大批学校云集恩施，为我接受良好教育创造了条件。
    为保卫中国西南大前方和抗战“输血线”，1944年蒋介石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宽泛动员学问青年从军运动，征集学问青年十万人，组编远征军入缅作战。我当时正在来凤读初中，心中保家卫国的热血沸腾起来，想在民族危殆存亡之秋走上火线，报效国度，完成生命的价值，便决计报名加入青年军。
然而青年军报名有一个规则，即参军前必需加入“三青团”。“三青团”即三民主义青年团，国民党下属的青年组织。其实三青团在成立之初﹐正值抗日和平猛烈中止之际﹐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各地蓬勃兴起。许多学问青年在抗日爱国的激情鼓励下﹐加入了三青团。我为了要报名参军，就“集体入团”了，痛惜我体检不合格，参军不成却成了三青团员。我也万万没想到，这个“三青团”将会影响以后的生涯。
2  解甲归田三过鸭绿江
高中毕业后，因为家庭经济困难，我没有上大学，在恩施一所中学当了一名老师。1949年11月初，人民解放军进入恩施。解放军的一言一行，让我看到了新中国的出路，看到了光明，也再次萌生解甲归田的激情。1949年12月3日，我加入了解放军第四野战军，进军大西南。
1950年，朝鲜和平暴发。当年10月，我所在部队改名为中国人民意愿军，作为第一批队伍入朝作战。当时咱们从武汉乘坐的闷罐子车不时不停向北开，到了丹东以后才知道是要到朝鲜，由于鸭绿江大桥曾经被炸毁，咱们只得下火车，坐小木船夜晚过江。作为有文明的兵，我没有被放到火线，而是作“战勤”，参加爱护伤员、食粮保卫等工作。我曾任连队治理排长、会计，担任连队食粮、副食品和衣物的接管、保存和散发，与火线士兵相比，相对安全。
尽管没有被敌人的炮火和子弹击中，然而我被疾病击中了。1951年春，我所在的部队转移到三八线左近，由于条件艰苦，我和许多士兵身上长满了虱子，我沾染了“回归热”，高烧不退，多少度昏迷不醒。后来，上级决议送我回国住院医治。因为路线桥梁被毁，战友们向朝鲜老乡雇了一头牛挑选偏僻小路走了三天才弄到一辆车将我送回了丹东。
伤愈出院后，我到教导大队学习了近4个月，随后被调配再次入朝。二次入朝后不久，国内发展“三反运动”，我被抽调回国到黑龙江加入“三反”。1952年4月，我第三次被派往朝鲜。
3  农场劳教躲过文革
朝鲜休战前4个月，我接到告诉，离职学习回国。回国后多少经辗转到了汉口，这时我才知道这次学习是为了搞清历史问题，接受检查。加入学习的人都是在旧社会加入过一些革命党团或封建会道门、部队里没有给下历史论断的人。我以前交代过多次加入三青团的历史问题，置信这次“是能搞清楚”的。部队通过三个月的考察，最后给出论断：“历史清楚，不作革命党团主干分子看”。我得到的解决是留队工作，在部队当文明教师。
对此，我如释重负，由于这个论断盖有“中南军区政治部保卫部”的大红印章，那段历史问题追查应该到此为止。但是，1956年肃反运动开端，我被作为肃反重点对象，反复的批评奋斗曾让我想到自杀，不过最后还是“不宜革命党团主干分子论”，算是过关了。
“肃反”终了后，我转业到随县一中当了一名生物老师，想要在教育上干出一番事业。但是好景不长，1957年反右运动开端，我又被打成了“右派”，被判管制三年，送襄北农场劳动教养。三年劳教期满后，由于不能再回原单位，回家又无奈安顿，正好农场激励劳教人员留场就业，于是我接续在农场养鸡。我在农场的21年，始终申诉，总想回到外面去。尽管未能如愿，然而却躲过了“文革”。后来我常想，“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假如我真的出了农场，在“文革”期间会遇到什么不好的情况还真不敢说。
4  平反翻案又提早退休
1979年，我盼来了春天。当年3月我收到原单位寄来的“改过告诉书”：经县委钻研，姚文同志不应划为右派分子，应予改过，复原政治名誉，并予撤销原处罚，复原公职和原工资待遇。回到随县一中后，好在老校长采取变通的办法，据说我在农场从事过园艺，就安置我到学校农场当技术员。摘掉了帽子，复原了公职，还能干自己喜爱的事件，我感觉那个果园就是我的花果山，后来又发作了一场大变故。
那时分市场上水果很稀缺，果山上偷盗时有发作，而且学校的这片果园与当地消费队存在着纠葛，所以有些农民上山摘果子无所顾忌。学校知道看管果园的困难，给咱们配了两把土铳，晚上巡查时壮壮胆，恐吓恐吓偷果子的人。一天夜里，我像如今一样上山巡查一圈，最后朝天放了一枪，预备回去睡觉，然而枪响后我听到“唉呀”一声叫喊。我连忙往山下狂奔，找到校长汇报情况，校长随后带人上山找了多少遍没找到人。
第二天，消费队就有一帮人声势汹汹地找到学校来了，说你们占了咱们的山，还打伤了咱们的人。尽管经派出所考察，真相大白，还了我清白，然而我在“花果山”无奈立足了。适逢当时有政策，到了未必年龄的人可提早退休，让子女来顶职。于是我向学校申请提早退休，工资减为原来的75%。两年后，我遇贵人相助，以“退休留用”的形式又重返讲台，直到1988年正式退休。
我这一辈子没有生养，领养一孩子，现在有了外孙女。往常我住在随南一所乡镇中学，每月不到2000元的退休金，老伴也没有收入起源，尽管艰苦，我却很知足，只指望我的余生能够这样颠簸太平地走过！
记者手记：
记者从旁人那里听到姚教员故事的一枝半叶后感觉这是个好故事，便登门访问，听了故事的完好版。姚教员的故事也被他的弟弟写成了书，他的故事有时期的烙印，也许基于此，这本书曾经被复旦大学和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了。